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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岳华严洞:言词无法诉说的庄严

2013-12-22 10:49 浏览:

华严三圣像,中坐毗卢遮那佛,左右分别是文殊、普贤菩萨。毗卢佛头戴宝冠,身穿袈裟,面颊丰润,两耳下垂,双目半睁,神态严肃,趺坐于莲台上,手作法指,似在讲经说法;两侧文殊、普贤菩萨头着饰有化佛的宝冠,身穿通肩袈裟,胸前缀饰璎珞,面目慈祥端庄,分别盘腿安坐于青狮、白象的背上。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曹立君)

严三圣右壁菩萨像。右臂高坛刻有五尊菩萨像,与左壁五菩萨像,合称“大乘菩萨十地”,这十地菩萨又与正壁之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合称“十二圆觉菩萨”。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曹立君)

华严三圣(左壁)菩萨像。左壁高坛凿为供案式、立面浮雕有花卉纹饰,其上刻有菩萨五尊,图中左一为弟子立像,左手抱一书,上刻有“合论”二字。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曹立君)

华严三圣左侧弟子第三尊辩音菩萨。辩音菩萨面相妩媚秀美,头戴化佛宝冠,身著U型大衣,衣领笼于头顶,袖手,结跏趺坐,项后圆形头光。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曹立君)

华岩洞(左壁右四)普觉菩萨像。普觉菩萨头戴化佛宝冠,宝缯垂肩,内著半臂衣,外著右袒式大衣,双手托塔,塔第一级开一个小圆形龛, 内刻一小立佛,舒相坐,左脚踏仰莲,项后有圆形头光。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曹立君)

一早动身,就我和Kenny两人,行程是沿319国道。大雾。车行浅丘,丘上雾淡,可见太阳欲出;行至丘低,则浓雾弥漫。如此起起伏伏,雾淡雾浓,倒像腾云驾雾一般。

至石羊,见只有去毗卢洞的明确路标指示。经不断的问路后,往顶新方向先造访华严洞。小路不断地分岔,岔路口有时有小小的路牌,宁愿指示二队、三队,也不指示国家级文物的方向。因此得不断的问路,问得的结果还得自己消化理解。没人可问的时候,就得依靠自己的常识和直觉。还好,直觉没有让我走错一步便到了华严洞。不过一块告示犹如一盆冷水泼来。华严洞景点正在搞修建,不接待游人!

我千山万水的,岂肯罢休。展眼望去,无门无路的,敢问洞在何方。见石壁倾斜,与山墙间有一隙,犹可通行。近石隙,闻大狗之巨吠,有妇人名谢大姐者,应声而出。说,不咬人的。于是坦然前行。“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前行,豁然开朗”(向陶渊明致敬)——华严洞就这么朗朗然出现在面前。

把华严洞作为安岳石刻之旅的第一站,是绝对正确而明智的。这使得此行有了一个无比美妙的开头。

此时雾已散去,阳光开始温暖。洞窟内并未出现强烈的明暗关系,而是浸润着柔和的暖光。我认为,这种光线之下,最能体现宋代雕刻的神韵。太强烈的光照反而会影响它柔和、内敛的氛围。华严洞的石刻美轮美奂,精彩绝伦——这是我用的形容词,你即使加上你能想得出的所有形容词来描绘,也不为过。

洞中正面塑毗卢遮那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。两旁各立一僧人。左右两边各造五尊菩萨坐像,前端各刻下山吼一只。菩萨坐像下有神台,各浮雕花卉十铺。菩萨坐像之上壁,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之十参故事。洞窟顶部大刻一“唵”字。设计精巧,空间尺度完美。无一处不是无上完美。与大足北山转轮经藏造像,都堪称北宋石刻最高水平。北山造像趋理性,简练。华严洞则圆满,洒脱,更透出一种大自在。是宋人精神理想融入最成熟雕刻技艺而创造出的神品。我以为,凡佛、菩萨造像,其用意首先在于宗教目的,无不在体现其庄严慈悲。若塑像太过威严,观者或心生畏惧,难有欢喜之心;若菩萨太过妩媚,观者则易心生旁念。给佛菩萨造像,是参照人的形象,却又超越人的精神内涵,这个度不好掌握。华严洞造像则非常圆满,一望而满心欢喜,但却又步步谨慎,恭敬有加。工匠们在长期的创作中,状态一定是“心无挂碍,无有恐怖,远离颠倒梦想”(向玄奘致敬)。我从未看到过如此有说服力的毗卢遮那佛,也从未看见过如此洒脱自在的贤首善菩萨。

询谢大姐,大般若洞在哪里?她手一指说,就在那边。往“那边”走去,见有若干民工正在打石条作台阶,山壁的剖面上蛛网般布满榕树的根系。却怎么也找不到“那边”究竟是哪边。再回华严洞来,谢大姐便带我出来,却就在紧邻华严洞的右边,有一重檐的木建筑,中开一小门,说,进去就是。于是低头避开几片悬挂着的新鲜猪肉,再避开四处散私心的衣杂物,沿左边木梯向上,来到二层。先看到狼藉的床和日常用品,突然发现释迦牟尼佛就在眼前。原来这大般若洞离地有三米许,洞外这木建筑可让人上与洞平,目前就作了民工的临时工棚。

佛像大度丰润,有唐代风韵。十八罗汉及韦陀、阿难像的头部已被盗。后刻孔子老子小像。儒释道三教一窟,也是四川地区洞窟造像所常见。佛教至南宋时期,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。道家各派皆主张“教虽三分,道乃归一”。全真教始祖王重阳,以儒之《孝敬》、佛之《般若心经》、道之《道德经》为理论基础,提出“三教归一,义理本无二致”的主张。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主张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意义,总之看见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孔丘李耳正襟危坐在一起,就感觉非常的荒诞,心头空荡荡的。但这正是产生四川地区石刻的时代背景和哲学基础——“没有‘三教合一’,就没有彻底中国化的四川石刻”(向郭相颖先生致敬)。由此看来,中国人是善于创造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哲学。因此而有学术上的和谐。